◎ 《中国人才》记者 杨晓冬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指出，“要造就规模宏大的青年科技人才队伍，把培育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的政策重心放在青年科技人才上。”
博士后群体是我国最活跃、最具潜力、富有创新能力的青年科技人才代表。中国博士后制度实施36年来，不断破除博士后人才培养、使用、评价、服务、支持、激励等方面的体制机制障碍，培养了一大批年富力强的科技英才，取得了一大批高质量的科研成果，为国家战略人才培养贡献出中坚力量。
——编者
我国博士后制度在经过了36年的发展之后，已经成为促进青年科技人才稳步成长的国家战略人才培养制度。
在2021年12月18日至20日举办的全国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上，人社部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司司长李金生透露了一组最新数据，截至2021年底，我国已经设立了7200多家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工作站，累计招收28万余名博士后研究人员，出站博士后绝大部分成为单位的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骨干，其中150人成为两院院士。
中国人事科学院原院长吴江认为，我国的博士后制度尽管是“舶来品”，但是在中国走出了自己的发展路径，形成了鲜明的特色。不仅打造了一支青年科技人才的国家队，同时也探索出了具有中国特色，能够形成人才竞争比较优势的青年科技人才自主培养模式。
青年科技人才成长的“加速器”
2019年，白蕊前脚从清华提前毕业，后脚便入职西湖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开启了博士后生涯。
白蕊说，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是因为在那里可以“做一些之前想做但不敢做的课题”。导师施一公也鼓励她，要勇于攻克世界级的难题。最终，白蕊的博士后开题报告选了根难啃的“骨头”——去捕捉世界上最复杂的剪接体状态。
2020年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西湖大学博士后白蕊获得“世界最具潜力女科学家奖”。这一奖项，每年仅颁给15人，年仅27岁的白蕊，是亚太区当年摘得该项荣誉的三位科学家之一。
白蕊让国人引以为傲的是，在我国这片科研土壤上也能成长出被世界认可的优秀科学家。
36年前，一直心系祖国科技发展和关心青年人才培养的李政道两次给党和国家领导人写信，建议借鉴国际通行做法，在中国建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实行博士后制度。
他在信中这样提到：取得博士学位只是培养过程中的一环，青年博士必须在学术活跃的环境中，再经二至六年独立工作的训练，才能渐趋成熟。因此，应在一些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中设置特殊职位，挑选一些新近获得博士学位的人员在那里从事一个阶段的博士后研究，进一步培养独立工作的能力，进一步探索和明确发展方向，使之成为具有较高水平的专业人才。
1985年，邓小平同志亲自决策，在中国实行博士后制度，明确了培养和使用相结合，在使用中培养，培养和使用中发现更高级人才的青年人才自主培养路径。我国首批设立了102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经过36年的发展，如今，中国的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工作站已从最初的100多家发展到7200多家，从主要集中在中央所属单位，发展到全国31个省市区，几乎囊括所有重点高校和主要科研院所，同时扩大到企业、园区，覆盖了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领域。
经过博士后阶段强化创新能力的培养，青年科技人才的科研能力有了根本性提高，36年来，已经出站的16万博士后中，绝大多数成为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等企事业单位的技术带头人和科研骨干。
两院院士是中国学术最高水平的代表。据统计，近年来每次新当选院士中有国内博士后经历的人员比例均在18%左右，其成为院士的平均年龄较其他院士年轻3岁左右。
博士后经历成为青年科技人才成长为高层次创新型领军人才的“加速器”，对其科研生涯的起步和未来学术成就的获得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以青年科技人才为主体，坚持党管人才，从国家层面构建并组织实施博士后制度建设，统一规划，逐步扩展，从而形成符合青年人才成长特点、稳定支持的服务体系，是我国博士后制度的特色所在。
中国科学院院士吴岳良回忆，为了让青年科技人才安心科研、放手创新，我国的博士后制度开辟了一块“制度特区”，在“特区”里，留学博士回国工作有“绿色通道”，博士后研究人员不占用设站单位人事编制，由国家和单位提供一定的生活、科研费用，培养独立科研能力和创新能力。科研经费、工资待遇、住房条件、职称评定、家属随迁等方面的政策倾斜，让众多博士后研究人员倍感温暖。
博士后制度始终是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试验田”。随着时代发展，我国在改革完善博士后管理制度、提高培养质量、支持创新创业、加大经费投入、强化服务保障等方面又提出了一系列创新举措，各地结合实际，大胆探索创新，初步形成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贯通产学研链条、符合高层次创新型青年人才成长规律的制度体系。
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和制度保障，解决了博士后们的后顾之忧，极大地鼓舞了他们攻克技术难关、攀登科学高峰的信心。博士后制度也成为青年博士开启科研生涯不可或缺的准备阶段，成为培养未来战略科学家有效的制度设计之一。
博士后成为科技创新的生力军
马庆禄博士毕业后，选择到重庆交通大学土木工程专业做博士后。在站期间，他有机会和多家企事业单位完成项目合作。
如今，1980年出生的他已经是重庆大学教授，主持过30多项国家和省部级研究项目，在权威期刊上发表研究论文60余篇，出版专著、主编教材，授权20项发明专利。
同时，马庆禄还成立了重庆巡感科技有限公司，带领自己的博士后团队参加全国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他的参赛项目——隧道云智能机器人巡检技术与方法，获得创业赛铜牌。
吴江认为，我国博士后制度从诞生之初就是具有高度自觉意识的国家资助创新的制度设计，博士后事业的每一步发展，都坚持激发人才创新活力、释放人才科研潜能，都与经济社会发展同频共振，都与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相衔接，都紧紧围绕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服从并且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
在企业设置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是我国博士后制度的一个重要创新，开创了有别于西方发达国家、具有中国特色的博士后培养新模式。
为加速培养更多的优秀青年科技人才，促进产学研结合、推进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国家技术创新体系，1994年全国博士后管委会首先批准在上海宝山钢铁集团建立第一个企业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开始实施企业与博士后流动站单位联合招收、培养博士后研究人员的试点工作。
培养和使用结合在一起，高校、科研单位和企业共同参与博士后人才的培养，从而实现产业链、技术链和人才链的有机融合。
36年来，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吸引了一大批博士后研究人员到高新技术企业，结合产业发展，开展基础研究，承担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重大科技攻关和关键技术突破任务。
博士后的身影，出现在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指挥中心、我军首个实战化大型计算机兵棋系统研发队伍中，出现在我国首条大型复杂激光放大器生产线上、抗击新冠疫情科研一线上……他们用智慧与汗水攻克一个个技术难题，对国家的科学发展和创新能力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
时至今日，我国已建立3800多家企业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覆盖国民经济主要行业领域，招收博士后人员达4.1万人。华为、腾讯、科大讯飞、宁德新能源等一大批知名民营高科技企业和之江实验室、鹏城实验室等新型研究机构普遍设立了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将高校、科研院所的人才技术优势与企业的市场开发优势有机结合起来，为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
实践证明，经过博士、硕士阶段的系统科研培养，博士后具备更为全面的创新能力。
据统计，党的十八大以来，广大博士后紧跟世界科技前沿，科研产出主要指标实现翻番，其中，发表高水平论文（SCIE收录）增长256%，承担科研项目增长93%，专利申请增长212%，高水平科研成果增长252%。博士后作为主要参加人，申获国家级基金项目4.2万项,获得国家级科技奖项539项。
作为对青年人才独立科研能力肯定的重要标志，2020年，青年基金项目近30%由在站博士后研究人员获得，获资助比例是其他申请人的1.6倍。博士后已成为我国科研成果的“高产田”，成为开展原始创新、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的生力军。
让中国博士后制度更具国际吸引力
我国博士后制度在改革中建立，在实践中完善。
在稳步发展的同时，我国博士后事业与高质量发展对人才工作的要求相比，还有一些不协调、不适应的地方。
我国博士后制度建立初期，明确博士后人员是国家正式职工，并突破了传统人事管理障碍，提供了与副教授相当的薪酬、充足的科研启动经费、博士后公寓住房，吸引人才的比较优势非常明显。
但近年来，博士后经费保障标准明显落后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全国博士后管委会相关数据显示，目前，中央财政博士后日常经费标准仅为人均8万元/年，且从最初全覆盖降低到目前的30%，与欧美国家人均5万美元左右的标准有较大差距，造成我国博士后制度对优秀青年人才的吸引力下降。
世界科技强国几乎都是各国优秀博士后集聚高地，顶尖高校、科研机构中科研团队的骨干是博士后，博士后与博士生人数大体相当；越是顶尖的研究型大学、研究水平越高的实验室，博士后比例越高，外籍博士后比例也越高。而我国每年博士招生人数近10万人，博士后招收人数2020年仅为2.6万人，博士后规模仍有待提高。且我国外籍博士后主要来自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家，博士后在科研团队中担当主力的格局尚未形成。
许多企业设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的需求比较迫切，希望新设站工作能更加灵活便捷，但从整体来看，企业博士后现有招收规模仍然较小，28万博士后只有4.1万人在企业，所占比例只有七分之一，作用发挥不够充分。
博士后培养是一项系统工程，在有限工作聘期，推动博士后实现由科研活动参与者向科技创新组织领导者的根本性转变，离不开科技、产业、金融财税等方面的综合配套支持政策。
当前博士后工作与国家重大科研计划、重大创新平台、重大工程项目的有效衔接还是不够，博士后事业服务国家重大发展战略还缺乏有效抓手。
对此，北京大学全球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博士后办公室主任范德尚提出建议，博士后制度需要根据当今科技创新的规律、特点和趋势进一步完善，可以在事业创立之初“单个个人选拨培养”模式的基础上，探索试点基于合作导师端需求、国家重大科研项目需求的“团队选拨培养”模式。即根据合作导师科研需要或者是重大项目需要组建多学科的博士后团队，做当今前沿科技创新需要的、有组织的科研。
不少设站单位认为，博士后制度国际通行，是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高层次创新型青年科技人才培养制度。因此，应当抓住当前有利时机，大力发挥博士后制度优势，实施更加开放的人才政策，持续加大“博士后创新人才支持计划”，特别是“博士后国际交流计划”、国际交流项目等推进力度，把更多优秀博士吸引到中国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从而形成我国高层次青年科技人才国际竞争的比较优势。
青年科技人才成长的“加速器”
2019年，白蕊前脚从清华提前毕业，后脚便入职西湖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开启了博士后生涯。
白蕊说，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是因为在那里可以“做一些之前想做但不敢做的课题”。导师施一公也鼓励她，要勇于攻克世界级的难题。最终，白蕊的博士后开题报告选了根难啃的“骨头”——去捕捉世界上最复杂的剪接体状态。
2020年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西湖大学博士后白蕊获得“世界最具潜力女科学家奖”。这一奖项，每年仅颁给15人，年仅27岁的白蕊，是亚太区当年摘得该项荣誉的三位科学家之一。
白蕊让国人引以为傲的是，在我国这片科研土壤上也能成长出被世界认可的优秀科学家。
36年前，一直心系祖国科技发展和关心青年人才培养的李政道两次给党和国家领导人写信，建议借鉴国际通行做法，在中国建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实行博士后制度。
他在信中这样提到：取得博士学位只是培养过程中的一环，青年博士必须在学术活跃的环境中，再经二至六年独立工作的训练，才能渐趋成熟。因此，应在一些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中设置特殊职位，挑选一些新近获得博士学位的人员在那里从事一个阶段的博士后研究，进一步培养独立工作的能力，进一步探索和明确发展方向，使之成为具有较高水平的专业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