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人才发展的红色基因传承


回顾党的百年征程，党始终重视培养人才、团结人才、引领人才、成就人才，团结和支持各方面人才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建功立业。河北是党百年发展历程中的重要阵地，从建党初期李大钊培养红色革命精英，到晋察冀边区大量吸引使用科技人才，到西柏坡成立多所学院培养人才，党重视人才、倚赖人才的基因，给河北人才发展带来深刻影响。
 
 
国势之强于人 人材之成于学

培养什么人，是教育的首要问题。党始终将人才作为革命胜利的根本保障，高度重视对人才的教育培养。
在革命时期，河北就高度重视培养革命所需的人才。1923年，全国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台城特支”在河北安平诞生，书记弓仲韬受李大钊委派，在安平当地开办“平民夜校”，在家中成立“列宁小学”，为党早期发展培养干部。1925年1月全国党员总数为994人，而安平县的党员人数就有20人，占到全国的2%以上，正是这些早期党员干部，使河北农村党支部的星星之火燃遍了冀中大地。
抗战时期，为了培养抗战所需干部，晋察冀边区开办多所干部学校。其中邢台前南峪的抗日军政大学最为典型。秉持“造就成千成万铁的干部”理念，抗日军政大学直接培养了8000余名党政人才，间接造就了20余万军政干部。抗日军政大学在邢台期间，按照中央军委的指示，不仅专门开办了参谋训练班和教员训练队，还加强了学校的正规化建设，改变了以前由训练部门自行制定教学计划的做法，由校首长主持修订全校统一的教学计划，编印了统一教材，推动了学校教学向深度发展。抗日军政大学培养出的军政干部，成为抗日人民军队和抗日民主政府的骨干力量。日军声称：“宁肯牺牲20个日本兵换一个抗大学员，牺牲50个日本兵换一个抗大干部”。北岳区（1941年，原来的晋察冀边区改为北岳区）先后向华中等地输送了5000余名党政干部。1945年选派去往东北的12868名干部中，晋察冀输送干部就有1604人。
 
西柏坡
为迅速夺取全国胜利和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储备人才，党中央在西柏坡先后创办了华北大学、中央马列学院、华北军政大学、中央外事学校、中央团校等重要的人才培养机构。仅华北军政大学培养的各类干部就多达46000余名，为解放区及新中国的教育、建设事业输送培养了大批干部人才，在河北人才发展史上书写了辉煌的篇章。
1947年11月，石家庄作为全国第一个解放的大城市，具备了成为城市管理与经济社会建设人才培养基地的先天优势。后来中央从石家庄抽调了大批干部到新解放的城市工作，把石家庄经验带到全国各地。
才干为德之资 品德为才之帅

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中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选拔人才方面正确认识才德辩证关系，提出了“又红又专”“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等重要理念，奠定了选拔人才的理论基石。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其中 129 师师长刘伯承、政委张浩。由于特殊原因，张浩不再担任政委一职，谁能胜任129师政委成为当时最为紧要的问题。毛主席征求刘伯承的意见，刘伯承经过慎重考虑举荐了邓小平，主要理由就是邓小平德才兼备。
邓小平对党忠诚、政治过硬、品德高尚、能力出色，是当时129师政委绝佳人选。从政治素质上讲，邓小平在以往历次党的重要分歧中，始终坚持正确路线，在政治上十分可靠；从才干上讲，邓小平时任八路军总部政治部副主任，之前也领导过百色起义，担任过中央秘书长和《红星报》主编，这些工作邓小平完成得相当出色。担任《红星报》主编时，刊发的文章对团结鼓舞士气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红军中威望很高。后来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一致认为邓小平任129师政委最为合适。实践证明，129师全体将士在刘伯承、邓小平领导下转战河北多年，令敌闻风丧胆，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出色地完成了党中央和毛主席交给的任务。
广开进贤之路 海聚天下英才

坚持五湖四海、海纳百川历来是党的工作方针，统一战线是党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之一。党高度重视注重团结党外人才、知识分子。
抗战爆发后，为解决干部缺乏问题，党大力开展吸收知识分子入党、参军及加入干部队伍工作，掀起了一场知识分子“抢夺战”。为适应边区经济文化事业发展的需要，党和政府积极吸引科技人员来边区工作。
晋察冀边区是党创立的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边区工业基础薄弱，但却有一个优势，是别处无法比拟的，那就是毗邻京津教育发达地区。边区对人才的号召，吸引了大批京津两地高校知识分子和高等工业学校毕业的学生，他们自愿到边区从事军工生产、研发民用产品，晋察冀边区一时成为“人才荟萃”之地。
1942年6月10日，成仿吾、童大林以及边区工、农、医、电各领域技师、专家100余人，在边区政府所在地河北省灵寿县祁林院村，发起成立了晋察冀边区自然科学界协会。会员方面，不仅吸纳了边区各方面的科学人士、技术专家，还吸引了许多国际专家学者，比如无线电专家林迈可先生，著名援华专家柯隶华先生等。
同时，边区还陆续颁布了一系列激励性的科技政策，比如奖励生产技术条例、优待生产技术人员暂时办法、善待技术干部办法、奖励科学发明暂行条例等等，这些科技政策，激发了边区科技人才积极性。
晋察冀边区培养了众多的科学家，他们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为科技事业的先锋，成为科技发展的人才基础；边区制定的相关的科技政策，提出的一系列科技思想和科技政策，成为新中国科技发展模式的活水和源头，为新中国科技事业提供了经验，奠定了基础。
西柏坡时期，党又从国统区吸收大批工人及知识分子，为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坚实的人才支撑。1948年华北军政大学成立后，由于培养学员任务较重，学校教员严重短缺。面对这一困难，叶剑英果断提出“搬师请贤”政策，即从敌人阵营中起义、投诚和被我军俘虏过来的人中，吸收有真才实学者来校任教。这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甚至有人提出“常败将军教常胜将军，是给自己抹黑”的言论。经过朱德、叶剑英等领导做思想工作，最终吸收了三百多名收编过来的国民党各级军官入学任教。共产党人如饥似渴的学习精神深深感动了这些曾经是敌对阵营的人，他们转变思想，全身心地投入，为华北军政大学培养骨干人才作出了许多贡献。这里培养出的1.4万余名军政指挥干部、专业技术人才和教员，在人民军队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